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。

由自觉说心，由超自觉说性。自觉必有超自觉者以为其体，此即隐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之性体。

及晚年造履益醇，涵养益粹，又如坐春风中，不觉浃於肌肤之深也。而这个分别，阳明良知教、蕺山诚意教就是一显一密，重点是诚意教要收拾的心念的层次是更多更密更复杂的，故曰密教。是心学之显教之路到性学之以心着性之密教之路。[6] 牟先生以蕺山、五峰学为以心着性之学，似与象山、阳明之心学不同，但牟先生真正要建立的诠释观点，是程朱、陆王的别异，故而以心着性固与心学不同，但总不如心学与理学之差异来得大，最後，心学与以心着性之性学仍是需要合一的。首先牟先生说佛家之无明、苦、空，正是正视过恶之学，笔者同意，但佛家讲的过恶甚至是以心意识的结构而成为存在的生因，亦即存有者直接因无明业识而有其存在，显然，佛家说过恶说得比儒家的份量要重得多了。

然在自觉与超自觉之关系中，则心体之主观活动亦步步要融摄於超越之性体中，而得其客观之贞定──通过其形着作用而性体内在化主观化即是心体之超越化与客观化，即因此而得其客观之贞定，即可堵住其情识而肆，亦可堵住其虚玄而荡。姚希孟说其退藏微密之妙，从深根宁极中证入，非吾辈可望其项背。其讨论之方式为认定宋儒依据道佛立论，故而种种命题皆成乖谬。

一经混淆，遂导致众多思想上土之全盘错误假定，误以儒家哲学代表古老停滞或因袭保守。凡言心体本质之各派思想，悉统於是旨。故周子倡主静以立人极，更主张为人须寡欲，寡焉以至於无，无欲之谓圣。且朱陆两造之争亦成为当代研究的关键议题，且有接续其冲突而扩大解释的现象，但当代之发挥亦仍为扞卫孔孟价值而作，并不因此孔孟的面目就全非了。

若後者属实，则荀子所倡之性恶论，即违经验真理不远。以上对方先生谈周濂溪的反思，可见方先生主观意见很多，且立场鲜明，而这些意见都直接进入他对朱熹的诠释立场里了，影响是直直接接的。

故力陈天、地、人三极一贯，圆道周流，唯是生生之大用流行，而即用显体，以示太虚本体无形而至真。对张载有道家因素，方先生又言： 张载虽力辩其说不入於老氏之常无，所谓有生於无、自然之论，但其形上主旨，则显为太虚取向。本书中的相关论点与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？下》的基本意旨是一样的，只是口语陈述时有些地方说得更激烈些，因此可为佐证资料，读者自行参考。笔者以为，说程颐是唯理一元论已是不准确的，因为程颐已是谈论气禀的大宗学者，且多为朱熹继承。

所说一切，自与道家之宇宙发生观若合符契。视人性二元为事实当然。其实，方先生处理的是程颢的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之意旨，因此，此处并不是方先生认为的程颢是在讲知识论问题而有观念论的缺失，因而方先生从德性中为程颢补救之者，而是根本上程颢就是在做成德之言。为应付此需，周敦颐似又滑入某种突创演化论之观点，遂谓：人类依据物质存在之所与为基础，突冒而出，成为较高尚之精神存在，具有道德自觉，能辨别是非善恶种种。

由是观之，朱熹之立场，较近於真伪堪疑之《易纬》诸书，如《周易乾凿度》等，犹甚於《易》之正经本身也。[32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69。

[39] 方先生指责程颐既重合一，却又有二分之立场，其实，方先生自己这些话都很不清楚，是说在圣人处是合一，但在一般人的行事中是二分的，故而天人之间又一又不一，故逻辑有问题。以方先生对宋儒的作法而言，就是太固执於三教会通，而缺乏良好的术语工具，以致只能见其不易厘清的缺失，不能察其各自有益的建构。

其言： 第一：朱熹谓性者，人物之所得诸天理者犹逾于其所得诸生命之实现也。解决斯惑，唯由持敬，不容间断。明道旨在建立一套机体主义哲学，故力避掉入任何穷索致伪之陷阱耳。就行事言，天人兀自有别，人恒为恶欲诸诱所胜，致失其理，而与天相违矣。再则质化，滋生万物，而以人最为秀灵。其言： 首难有关语意学。

在《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》方先生涉及朱熹之处多是批评的。若就先天而言，太极已是价值原理，唯一需要多做的只是把万物流出的历程藉由一套架构予以说出，而排斥鬼神及它在世界，而建构经验现象世界的宇宙发生论，这就是儒家立场的宇宙论之所需，也正是周濂溪的问题意识及贡献所在，从此一路讲儒家的圣人，就无须有它在世界的身心修炼，而是重於此在世界的人伦培养，因此这一套谈现象世界之创生的宇宙论绝对有其必要性。

[35] 方东美先生对道家多是肯定的立场，唯当儒道辨旨不清时，则会指责儒学误用道家系统，似乎道家立场也被他批评到了。其言人类推理之道也，竟曰：百理俱在，平舖放着。

重点不在永恒哲学是何种哲学上，因为笔者认为方先生从来就说不清楚这件事情，重点在方先生把周敦颐的无欲、主静设定为一套缺乏创造动力的哲学体系上。关於理性之性质及功用，不同之哲学家，对之固可有其各自不同之看法与认定。

即就明道定性论之中心主旨言，僧肇实首发之，谓即动观静，故动者恒静，不可释动以求静，故静不离动。此说直接明白地是反对庄子的人能永生不死的立场，其立论的路径又正是气化宇宙论的聚散说。夫唯圣人，为能自然以理絜情、御才，绝对自主其心，而克享精神自由，熙化自然。余如阳明、象山等则属内倾型，其理性之范围，乃内在於心界，虽然，心摄宇宙全体——是成心学。

[24] 方先生自有他自己的一套易图理论，表现在《生生之德》书中[25]，故而完全不接受邵子的系统，笔者便不予讨论了。反之，若与理违，则与情杂，人生一切事业活动处处皆成善恶、人天之交战场矣。

若就原始佛教言，这才是方先生要批评的割离上下二界的理论，因此此一以张载能言於精神与物质相摄互入的立场，应与华严相同，而与小乘佛教相异。唯从（丙）义，对其形上学，殊为重要。

[14] 《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·下》，页37~38。[18] 针对太虚的定义，笔者不同意方先生所说，以为朱熹解张载有唯物论立场，方先生此说并没有论证之展开，故亦难讨论。

知之在心，不在心外也。参见其言： 新儒各派思想之枢要，在於强调理性遍在乙旨：理性持载宇宙天地，万有一切，启示全部真际本体於吾人之清明自觉，指导人生行动，化性起伪，企图止於至善。大程子本此知识论上之观念论，力倡性天与人，可直接体验之，当下即是。其所反对唯在混用道佛理论，即以之为逻辑混乱。

方先生认为朱熹之说近於《易纬》，但方先生自己解释《易纬》时亦尽说其合理之旨[46]，今以朱熹近《易纬》时却对朱熹有批判立场，方先生对朱熹真有双重立场矣。何其武断之忒甚耶？ 大程子说话，暧昧浑沦，其将见讥於任何具有批评分析理性之哲学家者，殆或不免。

总结方先生对周濂溪的儒学地位，半予肯定、半予否定，认为他对孔孟精神的继承，有功有过，至於对朱熹所继承的周濂溪哲学及所诠释发挥的部份，就都是批评了。然而，这是就人类存在之後的後天价值反思而言的。

宋明儒走入理气论，有其所需面对的问题之解决的必要性，但建构愈力，就愈陷入繁琐哲学的牢笼，诉诸繁琐哲学之後，必然要不断补充、调整以扞卫其说。俨若此种仁之精神，涵蓄既久，充养有道，天地贞元之气，皆融入吾人体内，更与得自各方之才性，合体同流，则一旦面临大事，无论何其艰钜，吾人即能自然了当胜任，若行所无事然。